“让我投降是不可能的事！” ｜ “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的独战
父亲、母亲和弟弟一起去探监，只有半小时时间。面对弟弟提出的“找找人给钱，提早出来”的建议，郭利像是疯了一般，上下挥舞着拳头，“让我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是不会投降的！”那是母亲此生，看到郭利最激动的一次。
郭利，在9年前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因坚持维权被称为“结石宝宝父亲”。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苏晓明
校对｜陆爱英
►本文约3575字，阅读全文约需7分钟
下午5点，38摄氏度，无风，树荫下的沥青路面，被晒得发烫。
郭利把见面地点约在了海淀南路西口一家酒店咖啡厅，这里离他父母的住宅步行10分钟以内。出事之前，曾做过英语商务翻译的郭利经常西装革履出入这家四星级酒店。
郭利76岁的母亲辛宏也来了，她半倚在大堂的藤椅上打盹。在郭利出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办重要的事情，多有母亲陪同，两个人、各拄一根手杖，跑法院、进警局、见记者……
“结石宝宝父亲”是他最常被冠以的名号。据多家媒体报道，在9年前波及近三十万婴幼儿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郭利女儿服用的“施恩”牌奶粉，被检出两个批次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较高，未满3岁的女儿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郭利开始了维权之路。
在获赔40万元后，2009年7月23日凌晨，郭利突然被广东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名带走，入狱5年。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释放，因拒不认罪，未减一天刑。
郭利出狱后，一直没有工作，为翻案四处寻找证据。今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郭利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
维权、锒铛入狱、平反，步入中年的郭利“失去了一个男人最宝贵的9年”。
改判无罪3个多月，郭利没有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他前往广东，向警方申请立案调查，当年被诬告陷害的事情。
若是从郭利的生活中刨去为这件事所做的努力，他的每一天都会近乎空乏。尴尬的家庭关系、微薄的收入、断了的人情往来、不敢设想的未来规划，暗示着这个男人所剩无几。
他依旧执拗于一个是非——哪里错了就该找出来，处罚并追责。
今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郭利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图片来自网络
“斗士”入狱
身着白色T恤，上面印着有自己头像的媒体封面报道，一块蓝绿色方巾系在脖子上，打了发胶的头发，400度近视的他还带着一副墨镜，走路不快，拿着根登山手杖。
公交车上，时不时有人上下打量着郭利。“没关系，我是坐过牢的人，还在乎这个？”
今年4月7日，郭利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他形容最真实的那刻，是除了悲愤，只剩平静。
因敲诈勒索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郭利就蹲了整整五年大狱，他没争取过一次减刑，因为减刑必须认罪。
“我没做错！”
当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席卷全国时，郭利也带自己的女儿去医院做了检查，被查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之后郭利又将家中购买的施恩牌奶粉进行取样送检，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送检品中三聚氰胺量超标132倍。
家境殷实，女儿是自己唯一的掌上明珠，郭利对于给女儿的东西从不敢怠慢。他和家人特意在奶粉市场上进行挑选，选择了声称“奶源100％来自国外”的、外包装上画有美国国旗的雅士利“施恩”牌奶粉。
连新买的凉鞋坏了，都要跑去给商场讲3小时消费者权益的郭利，利用英文专长及美国的朋友，开始调查维权。只不过，他没想到这次证据十足的行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经过核实之后，郭利发现，施恩是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设施。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则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其他赔偿要求。当时，正值施恩控股公司雅士利集团上市。
40万元的赔偿，已远高于其他三聚氰胺事件里重症患儿得到的3万元与一般性治疗患儿所得的2000元。
很多家长找到他讨经验，但大多数人要么没有留存证据，要么就是证据因某些原因被丢失。“做事得缜密，有理有据，不是去起哄煽动，那没用。”郭利自认为是用脑子在维权。
此后，因郭利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反映了奶粉的问题。
郭利被判无罪后接受媒体采访。
施恩公司突然再次让郭利提出条件和索赔。郭利觉得蹊跷，但他还是提出了300万元的赔偿要求。郭利回忆，雅士利集团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
2009年7月22日，警方将郭利抓捕。雅士利集团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进行勒索。庭审后，潮州中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勒索罪成立。
郭利进了揭阳监狱。
“我是不会投降的”
6月23日中午，郭利自己做了两个菜：西红柿炒鸡蛋、炒土豆丝，就着外面买的麻辣花生、一碗米饭。
没什么荤腥。年轻时，郭利不太理解素食主义者的想法，但在狱中，郭利常常吃素。现在，他很少吃肉，就连炒菜都要分开两个锅炒荤素。
刚进监狱时，很多人以为他是骗子。“会外语进大使馆的人还来这监狱？他装的，别信他。”郭利天天在狱中学外语，被认为是装疯卖傻乱念一通，有人找来懂英语的犯人听，才逐渐相信。
狱友张诚（化名）回忆狱中的郭利——太格格不入。他没有半点认罪伏法的态度，“他有不怕做废人的勇气。在里面与世隔绝、内心那种恐惧感是巨大的压力，但郭利都不怕，只坚信自己是对的。”
期间，妻子递交了离婚协议书。郭利还记得他看过的前妻在自己被捕前一周写给雅士利的声明：反对郭利的做法，并坚决不参与此事，“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
婚离了，郭利也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为女儿而战的郭利，渐渐忘记了小家伙的模样，在狱中画画，只画女儿的背影。
郭利在狱中画的女儿和自己，写着“家？无家可归者”。
父亲、母亲和弟弟一起去探监，只有半小时时间。面对弟弟提出的“找找人给钱，提早出来”的建议，郭利像是疯了一般，上下挥舞着拳头，“让我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是不会投降的！”那是母亲此生，看到郭利最激动的一次。
5年里多次探监，76岁的辛宏对广东有着恨意。现在她不能听粤语歌、听到广东话就浑身不舒服。
回北京后，郭利父亲在电脑上写申诉书，母亲拿出去打印，在家里一页页分装。永定门卖国家部委通讯薄，7块钱一本，辛宏一口气买了3本，看着能挂上点儿边的部门，就寄申诉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多，每隔三四十天就投递一次。他爸爸每次都要改改措辞。”寄件频繁，邮局的人认识了辛宏，“阿姨你摊上事儿了吧？”
看到电视上还在播雅士利奶粉的广告，代言人是濮存昕。辛宏给人家写信：你是国家名演员，为什么要给毒奶粉做广告。后来，广告变成了动画小人，辛宏才停止。
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他打电话给之前的同事、朋友，想告诉大家他出来了。电话没通，就被挂断了。
郭利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出狱后新认识的，人生前40年结交的，基本散干净了。
3年里，他四处寻找翻案的证据。“很多人笑话我，你做得再对，把自己弄了进去，还离婚了，这就是你傻！还觉得自己没错吗？”
只落个坦荡
翻案后，郭利没有回归正常的生活。他继续搜集证据，进行维权。
5月底，郭利带着母亲再次前往广东潮州，跑法院、找证据、进警局、等立案，待了3个星期。为了省钱，他们坐400多块钱的硬卧，要坐20多个小时。
9年前年薪百万的郭利，如今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政府发的补贴，拿着退休金的爸妈每月再接济他1000元。
如此境况，是这个家庭万万没有想到的。
父亲毕业于高校，出国委培，做外事翻译，享受处级以上高级职称。母亲做行政文秘。从小，父亲带着郭利和弟弟，参加英语角练口语，带他们见外事夫人见世面。
年少得志，郭利在某央企做技术顺带翻译，平时没事就听发布会练同声传译，服务外宾，上电视和公司一把手坐一起。如果没有遇到三聚氰胺事件，郭利几乎是“人生赢家”的设定。
年轻时在国外工作的郭利。
很少有人能把这些与天天写申诉书的父母、在广东蹲大牢的儿子，对应起来。对家里的亲戚，辛宏说得很少，“闲言碎语，解释不清楚。”
最近的一次家庭聚会，郭利的事情，大家都默契地避而不谈。郭利和父亲、弟弟没什么话讲，一个人坐在一边。他觉得对于他现在仍坚持的维权，和家人聊不通也不爱听。
“我是偏袒大儿子，现在小儿子挣得不少，两个孩子，有房有车，郭利这边不行，我得帮。”辛宏想让郭利重新开始生活，但欲言又止，揣摩着儿子的情绪。“想让他再找一个，一起走后面的日子。”辛宏轻声说道。
当被问到对家庭生活是否有向往时，语言逻辑流利缜密的郭利停顿了下，“没有”。他继而解释，“我不敢去想，我还有事情没有解决。如今环境变了，人家会考虑找了我会不会有风险？是不是得卖房子？会不会因为我孩子出不了国？”
父亲节那天，郭利没有过。更多时候，女儿总是躲着他。
郭利觉得没什么，他想等到女儿成年后，再告诉她爸爸曾做过的事情。“我失去了很多，但我不想因为没去做而内疚自责，为孩子可惜，我活得坦荡。”有时候，他很想女儿，想到3岁前带她去西湖玩儿，想到在坡道台阶推婴儿车咯噔咯噔响时，女儿坐在里面的笑声。
他说，有首歌，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一个月前，郭利拿到了广东潮州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对他报称的诬告陷害案的受案回执。“谁愿意泡茶用60度的水?该赔偿赔偿、该追责追责。”他在等调查，等一个完全的结果。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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